劝学
学校复课后，慕梅忙了起来。她是班主任，在开学期间有两个难关要过：收费与。收费本身就是一场斗争；校方总是巧立名目把学杂费抬高，因为学校的额外开支、老师们全期的奖金、福利全指着这一步棋，而学生家长却指望少交，因为近六百元的学杂费对大部分家庭来说，不仅仅是一项沉重的负担，更象是一场可以躲过的灾难。于是，第二个问题出来了——必须。当然，学生辍学绝非仅仅因为学杂费问题，因此这个难关更难过。说难过，其实也不然——慕梅说。在开学期间，学校领导总会提一阵子，可一旦收费工作完毕，便再也无人理会了。于是，为了使学生队伍更驯善些，老师们开始或明或暗地排挤那些双差生，使他们逐步成为下一轮对象。关键是不愁没法应付检查，学校领导乐得沉溺于打牌赌博，洗脚按摩——慕梅作出结论。秋林知道，问题不仅在于下级想敷衍上级，还在于上级也要敷衍下级。
他每天早晚都在校园里散步。校园保持着原来布局未变，在”普九”双基验收阶段增添了一幢新教学楼，电脑室、语音室等新设施，也变得更整洁美观了。他不时停下来和熟悉的同事、学生家长聊聊天。他已经是学校的传奇人物，无论走到那里都能成为谈话的核心，可是在谈话中，他不得不时刻注意小心地转移话题，一方面避免大家过分集中地讨论他在金钱方面的成功——他担心这样会造成他与昔日同事的疏远，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影响大家谈话的积极性。他发现，大多数老师都认为现在的学生不好教，仿佛家长与社会送来的应该是过去的、而不应该是现在的学生似的。他还发现，很多老师在谈话中都流露出浓厚的怀旧情绪，——个别老师甚至问他，是否可能回来继续当校长。他回想当校长时与这些老师发生的种种冲突，——讨论校园发展规划啦、勤工俭学啦、修订责任制啦、争论某种新的教育观念啦……等等，清楚地感觉到，时间没把住昔的友谊隔断。他也同样清楚地意识到，老师们的心态变了。对那些老师的想法，他没有觉得好笑，想准确地表述出来，因为他觉得它们与一般怀旧有别。可是，他翻遍了心理学词典，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。他本能地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有帮助，便在手提电脑里面记录下来。
开学后的第一个双休日，他陪慕梅下村组。慕梅班上辍学的学生只有四个，家里离学校都不太远，因此慕梅主张步行去。她估计，四个学生劝回的希望都不大，因为她了解，其中三个学生都是自己不肯读书，而另一个学生的家长又特别难缠。结果，那三名不愿上学的学生都出乎意料地在第二周返了校。她明白，成绩应该归功于秋林。她发现，他比以往更加成熟，也更有耐心了。在和学生、家长谈话时，他总是恰到好处地引导别人，而自己却很少讲话，显然掌握了一种特别的谈话技巧。她时时为他感到骄傲。有一次，她坐在他身边，听他向一位学生家长娓娓而谈，初春明媚的阳光洒落在他的脸上。恍然间，她意识到她是多么幸运啊！
第四个学生却始终未能劝回。那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女孩，——在首次家访不成功后，慕梅告诉秋林，刚进初中时，那个女孩曾经任过她的科代表，每次都把所有的作业本翻到应该批阅的位置，然后再交上来。她家里并不困难，父、母亲和一个姐姐都在广东打工，家里有一栋新修的二层楼房，就她和奶奶住。她学习很用功，表现也不错，进初二时被学校选拔为团委副书记。上学期慕梅却发现她变了，学习不用功不说，连性格也变了，表现得粗野无礼。慕梅找她谈了几次话。她吞吞吐吐地告诉慕梅，她父母亲正逼着她去打工。慕梅问她，她家里准备让她打什么工，她最初抵死不说，后来才哭着告诉慕梅，家里要她去做”鸡”。
“你是否想过，对这种家长，唯有通过法律途径才能解决问题？”
秋林对慕梅讲的故事没感到奇怪，因为他接触过太多辍学后的女孩。通过上次的谈话，他也看穿了那位学生家长冷酷无情的性格和急功近利的心态，知道任何劝说都无异于对牛弹琴。他熟悉国内新出台的教育法典，很快就想出了这个主意。
“通过法律途径？打官司吗？”慕梅茫然问道。
“对，根据《义务教育法》把他告上法庭，然后由法庭强制执行。”
“可是，从未听说过学校可以告家长啊！”
““民告官”，你过去听说过吗？在法制社会里，最终可以使用的就只剩法律了。”
秋林的提议没有得到实施，因为按照法律规定，原告必须是学校。慕梅对这种方法始终将信将疑，而秋林对那位趾高气场、长期包着一台”桑塔纳”的新任校长很反感，自然不会去找他谈这件事。后来，他们又再去家访了一次，那位学生家里却人去楼空了。
开学工作结束后，慕梅和敏儿的工作与学习都走上了正轨。秋林呢？他已经感到，熟悉的校园和山野对他再次产生了强烈的吸引。他怀疑，这是屠格列夫式的精神贵族思想在发挥影响。你想做一个贵族老师、或者贵族校长吗？多么不合时宜的念头啊！不久，他辞别家人，返回了昆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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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每天早晚都在校园里散步。校园保持着原来布局未变，在”普九”双基验收阶段增添了一幢新教学楼，电脑室、语音室等新设施，也变得更整洁美观了。他不时停下来和熟悉的同事、学生家长聊聊天。他已经是学校的传奇人物，无论走到那里都能成为谈话的核心，可是在谈话中，他不得不时刻注意小心地转移话题，一方面避免大家过分集中地讨论他在金钱方面的成功——他担心这样会造成他与昔日同事的疏远，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影响大家谈话的积极性。他发现，大多数老师都认为现在的学生不好教，仿佛家长与社会送来的应该是过去的、而不应该是现在的学生似的。他还发现，很多老师在谈话中都流露出浓厚的怀旧情绪，——个别老师甚至问他，是否可能回来继续当校长。他回想当校长时与这些老师发生的种种冲突，——讨论校园发展规划啦、勤工俭学啦、修订责任制啦、争论某种新的教育观念啦……等等，清楚地感觉到，时间没把住昔的友谊隔断。他也同样清楚地意识到，老师们的心态变了。对那些老师的想法，他没有觉得好笑，想准确地表述出来，因为他觉得它们与一般怀旧有别。可是，他翻遍了心理学词典，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。他本能地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有帮助，便在手提电脑里面记录下来。
开学后的第一个双休日，他陪慕梅下村组。慕梅班上辍学的学生只有四个，家里离学校都不太远，因此慕梅主张步行去。她估计，四个学生劝回的希望都不大，因为她了解，其中三个学生都是自己不肯读书，而另一个学生的家长又特别难缠。结果，那三名不愿上学的学生都出乎意料地在第二周返了校。她明白，成绩应该归功于秋林。她发现，他比以往更加成熟，也更有耐心了。在和学生、家长谈话时，他总是恰到好处地引导别人，而自己却很少讲话，显然掌握了一种特别的谈话技巧。她时时为他感到骄傲。有一次，她坐在他身边，听他向一位学生家长娓娓而谈，初春明媚的阳光洒落在他的脸上。恍然间，她意识到她是多么幸运啊！
第四个学生却始终未能劝回。那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女孩，——在首次家访不成功后，慕梅告诉秋林，刚进初中时，那个女孩曾经任过她的科代表，每次都把所有的作业本翻到应该批阅的位置，然后再交上来。她家里并不困难，父、母亲和一个姐姐都在广东打工，家里有一栋新修的二层楼房，就她和奶奶住。她学习很用功，表现也不错，进初二时被学校选拔为团委副书记。上学期慕梅却发现她变了，学习不用功不说，连性格也变了，表现得粗野无礼。慕梅找她谈了几次话。她吞吞吐吐地告诉慕梅，她父母亲正逼着她去打工。慕梅问她，她家里准备让她打什么工，她最初抵死不说，后来才哭着告诉慕梅，家里要她去做”鸡”。
“你是否想过，对这种家长，唯有通过法律途径才能解决问题？”
秋林对慕梅讲的故事没感到奇怪，因为他接触过太多辍学后的女孩。通过上次的谈话，他也看穿了那位学生家长冷酷无情的性格和急功近利的心态，知道任何劝说都无异于对牛弹琴。他熟悉国内新出台的教育法典，很快就想出了这个主意。
“通过法律途径？打官司吗？”慕梅茫然问道。
“对，根据《义务教育法》把他告上法庭，然后由法庭强制执行。”
“可是，从未听说过学校可以告家长啊！”
““民告官”，你过去听说过吗？在法制社会里，最终可以使用的就只剩法律了。”
秋林的提议没有得到实施，因为按照法律规定，原告必须是学校。慕梅对这种方法始终将信将疑，而秋林对那位趾高气场、长期包着一台”桑塔纳”的新任校长很反感，自然不会去找他谈这件事。后来，他们又再去家访了一次，那位学生家里却人去楼空了。
开学工作结束后，慕梅和敏儿的工作与学习都走上了正轨。秋林呢？他已经感到，熟悉的校园和山野对他再次产生了强烈的吸引。他怀疑，这是屠格列夫式的精神贵族思想在发挥影响。你想做一个贵族老师、或者贵族校长吗？多么不合时宜的念头啊！不久，他辞别家人，返回了昆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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